诗人野牛
（刘昌先）
之一·采灵
身本凡胎，
因灵而异。
缥缈天地之间，
未见一丝痕迹！
然则有之无之，
判若泾渭。
采灵，
随顺自然而外广内含！
声息通江河湖海，
神志托岗陵山岳。
涉清溪而知寒，
呼山岚而辨新。
欲随五谷长，
善同苍穹深。
借风声去远，
立高眼望宽。
千草万木比天地，
流溪泛光卵石鲜。
青青地面，
八面来风。
繁花似锦，
处子啜吮。
虽暮犹春，
才思广益。
亦凡亦仙，
灵气使然！
2010-1-10
之二·运肌
既生天地良久，
父母精华，
日月哺育；
端的一表人材！
肌强体壮，
眉目深远。
上下求学，
四方交友。
蓄势待为！
抬手击山，
击山撼山；
举身摧地，
摧地风卷；
断喝，虎狼骇然，
宁静，鬼魅躲闪，
坐地，亲友平安。
好男儿，
大志气，
巍巍若山！
荫一方水土，
儿孙繁衍！
远方闻名，
路人生敬；
书生知之，
青史渲染。
壮哉，
神武！
2010-1-11
之三·叩地
立身为人，
存一方水土！
四时变化，
春夏秋冬；
绿野繁花，
五谷间长。
人畜家禽混杂！
日出，大地勃勃生机，
青山流水啭鸟不已；
日没，星夜悄寂深幽，
夜兽人梦林木承露。
浑然一体，自然之养育！
地利万物，
万物成于泥亦败于泥。
人，为君为臣，
为民为匪，
皆获地利而养身，
依泥土而站立。
生生息息之恩，
莫厚于土！
春来之初，
开祭膜拜，
是为：叩地。
以敬神灵共先祖。
2010-1-15
之四·望天
历世既深，
乃知有天。
望天，
日上日落，
穹广云散；
星月满天，
夜露寂然。
前出后进，
自变，
亦他变。
高不附根，
必变！
不变不是天。
天既变场，
时是机；
时，时时有，
得机，未见遍一。
智者观天而畏，
愚者陶然如昔；
比肩尘世，
杂杂然凡俗之乐！
或遇时变，
天机不可夺！
知而勿躁，
方见高逸！
身在林泉，
遥比天心，
不露声色而互为知己！
智则通，
通则智。
不碍时，
不救世，
但求自保。
或可洪水劫后而不亡！
或曰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！
此正一人之能！
古贤已有未必虚妄！
2010-2-10
之五·守气
既知天命，
未及大贤；
不通则守，
谓之守气！
气聚而得形成制，
气散而失形败制。
凡生命无生命莫不如此！
飞禽走兽，
游鱼鳖虾；
山石草木，
节令气候；
皆不能外！
气有定数，
祷之不长，
咒之不折。
事不过三，
辄兴辄亡。
因而谓守，
不谓贪！
守之，
渐去；
不夭不猝！
贪，
以为万世，
神仙不及也！
守，
不妄为，
不饕餮，
平平常常，
此退守！
世代相袭，
此进守！
缓而不着痕迹，
祥而待变；
以长寿月，
以长儿孙福禄。
却不过之！
过之，
痴也！
不足语矣！
气乃何物？
自然之精！
不食不息，
无影无踪；
说在即在，
说去即去；
信之似无，
不信似有。
浑浑然半旬时光，
难察也！
2010-2-11
QQ：173669348
野牛智谋工作室
诗人野牛作家黄野，战略空间学创立人，暹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
喻化的诗思与哲思
——野牛《汉土广深·诗五首》的文化解读
吴平安
坦率地说，当诗题映入眉睫的瞬间，脑际条件反射出现的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术语——宏大叙事（ Grand Narrative），或者至少是阿伦·麦吉尔的“主叙事”（master narrative），即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叙事。
不能说这一判断没有根据，何谓“汉土”？当然是汉家之土，即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生息之地。诗云“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”，“汉”原指天河、宇宙银河，自刘邦称帝之后，作为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后裔的炎黄子孙，而后的“华夏”或“诸夏”子民，始有“汉人”、“汉族”之称的文化共同体。“广”者，广袤，是空间意义上的辽阔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，广哉阔哉；“深”者，深远，是时间意义上的悠远，煌煌5千年历史，悠哉，久哉。在此时空之中，炎黄子孙，世代繁衍，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一个民族，郁郁乎东方，为世界文明贡献着独特的中华智慧。
这种望文生义的最初一瞥，很容易得出结论：这是一首“为伟大祖国伟大人民高唱的赞歌”，倘若对诗人野牛（原名刘昌先）多一份了解，知道其宗谱可追溯到汉王刘邦一脉，则“颂歌”色彩无疑更强更浓了，而颂歌式的诗篇，是改革开放前中国诗坛流水线上的标准件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诗，无论是“言志”还是“抒情”，基于人性的相通性，言何志抒何情便有共同性，所谓喜怒哀乐，人之常情；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；所谓“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”（《孟子·齐桓晋文之事》）。但怎样言志，如何抒情，其仰仗的形式机制，便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来，辨别诗人之优秀或平庸，这是其区分度的一个重要参数。
全诗由《采灵》、《运肌》、《叩地》、《望天》、《守气》五首构成一个系列，由动宾结构组成的五个词组，具有内在的逻辑性，其中心词分别是“灵”、“肌（肉）”、“地”、“天”、“气”，而“灵”与“肌（肉）”的结合，即“人”是也。显而易见，全诗咏叹的是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天、地、人及其相互关系，不同处仅在于其先后序列的调整，以及补充了三者共同的本源“气”而已。
《采灵》、《运肌》两首可以联系起来解读。人猿揖别，先祖站立中原，煌煌五千年文明史拉开了序幕。这不是个一般的人，是一个“大”人，是一个“肌强体壮，/眉目深远”，“端的一表人材”的“好男儿”，有“大志气，/巍巍若山”。
古文字学家指出，甲骨文、金文中的“大”，字形像一个成年人，遂以其具体事物来表示一般的“大”。“黄族又自称曰华，华，大也。自称曰夏，夏，亦大也。华夏本名由此而起，隐身而为雄张之义。”（王献唐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，齐鲁书社1985年版，第122页），由此我们可以判断，大汉民族在诗人笔下，业已被具体化，或曰诗化为一个个体的“好男儿”了，此一返璞于汉字思维的运思，奠定了流布全诗的隐喻性，遂与前述的颂歌体划清了界限。
当然，前两首既然并列，便有一个孰前孰后的问题，这看似不过是行文的章法，却牵扯到一个“灵”与“肉”，即“身体”与“精神”两者关系的大问题。
在《汉土广深》发表的前后，中国文坛上的所谓“身体写作”，乃至于“下半身写作”正呈一时之盛，这其实是在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裹挟的当下，中国社会生活的纪实性反映，而西方自叔本华、柏格森开启的现代哲学对生命意志的张扬，弗洛伊德对原始欲望下深层心理的描述，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压迫的反抗，福柯对身体被理性规训的揭示，如此等等，则客观上为“身体写作”提供了理论支撑，并再次牵动了中国理论界的深度介入。摆放到这一背景下，将《采灵》置于《运肌》之上，即“灵”在“肌（肉）”前，便有深意存焉，这是对世俗潮流的反抗，是在承认“身体美学”的历史合理性时，对其局限性的反拨。这一反抗和反拨，并没有退回到柏拉图时代，退回到灵与肉的对立，乃至于尊崇灵魂贬斥肉体的奥古斯丁时代（许多国人对这样的年月记忆犹新）。
在诗人眼里，“缥缈天地之间，/未见一丝痕迹”，“亦凡亦仙”的“灵”，是至纯至美的：“声息通江河湖海，/神志托岗陵山岳。/涉清溪而知寒，/呼山岚而辨新”；“父母精华，/日月哺育”的“肌（人之肉身）”，也是威武雄壮的：“抬手击山，/击山撼山；/举身摧地，/摧地风卷；/断喝，虎狼骇然，/宁静，鬼魅躲闪，/坐地，亲友平安”……诗人由衷地赞颂他“壮哉，/神武”！那么，灵与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？一言以蔽之：“身本凡胎，/因灵而异”，有了灵气的注入，凡胎肉身，方可成为“亦凡亦仙”的存在之物，这才配得上“大人”的称谓。而肉身是与生俱来的，是先天性的，不存在自我选择即主体性，“灵”则须“采”，非采不得，是后天性的，“采”的过程，即是自然人的社会化过程，这就为自我选择和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无限可能性。不难看出，诗人野牛在努力弥合身心对立的二元论缝隙，秉持的是身心一体的现代美学观，同时为了矫正时弊，而抬高了精神的地位。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《叩地》篇描绘的，是一幅中华大地孕育的农耕文明图画：“四时变化，/春夏秋冬；/绿野繁花，/五谷间长/人畜家禽混杂”，大汉民族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世世代代，生息于此。朴素本色的语言，像土地一样朴素，像农民一样本色，而树木花草，鸟兽虫鱼，与人共生共存，“浑然一体，自然之养育”。《易》曰：“地势坤……厚德载物”，无论“为君为臣，/为民为匪，/皆获地利而养身”，中国人感恩大地的恩养，“春来之初，/开祭膜拜”。这是一首对大地深情的赞歌，表达的是缠绕中国人心头千年不灭的土地情结。
如果说对土地的感情，是感恩与爱戴，那么对“天”的感情，则更多的是敬畏。看天轮周而复始，感四时风雨雷霆，“历世既深，/乃知有天”，知道了天道有常，所谓“有常”，是指天是一个“变场”，“不变不是天”，由“变”便有了所谓“时”，即“天时”，而所谓“变”者，亦即“时变” ，或曰“灾变”，既包括自然界的地震海啸、干旱水涝，也包括人世间的兵燹动乱、戾气时疫。为了个体的生存，为了家族的兴旺，为了国祚的延续，人之为人，必须调整自身与天的关系，即顺天命、应天时、承天恩。能如此者，堪称“大人”，这即是 《乾文言》给“大人”下的定义：“夫大人者，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”在这里，人与天，与地，皆相与“合”了，概因三者具有统一的本原、属性、结构和规律，中国哲学谓之“气”，这是末首《守气》吟咏的对象。
言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，汉民族表达为“天（时）”“地（利）”“人（和）”，西方如海德格尔，则曰“天、地、神、人”，较之中国，多了一个“神”的维度。缺乏宗教意识与彼岸情怀的汉民族，文化中并不缺少神秘性元素，“不食不息，/无影无踪；/说在即在，/说去即去”，虚无缥缈的“气”，它既非精神性的存在，也非物质性的存在，而是一种原初的生命力，是生育天地、运行日月、长养万物的本源，被中国哲学赋予了本体论意义。“气聚而得形成制，/气散而失形败制。/凡生命无生命莫不如此！”
不同于西方文化中人类始祖为了能重返伊甸园而走向外部世界，去冒险，去开拓，即取“攻”势，中国人对包括构成自我生命的“气”，则取“守”势（孟子曰“养”，同样是内向的，守势的）。何以然？乃是因为“气有定数,/祷之不长,/咒之不折”。何谓“守气”？“不妄为，/不饕餮，/平平常常”是也。这看似“退守”，却因其得以“世代相袭”，实际上即是“进守”。“进守”是诗人野牛的一个原创性概念，词语表面上的矛盾与悖反，含蕴的却是数千年以来王朝的兴替，家族的兴衰，个体的荣辱换来的经验与教训，刀光剑影与舞榭歌台，舳舻千里与灰飞烟灭，飞黄腾达与穷愁潦倒，诸般世相，在中国哲学看来，皆是“气”之流转不拘，在诗人野牛眼里，皆是“退守”与“进守”处理的得当与失当，这即是老子所言“天长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”的意思，这是中国人的大智慧。
即便是从外在的文本呈现来看，也很容易把握野牛诗的区分度，即多用短句，其文字的简约程度，在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。而较之长句，短句对每一个词语，乃至于每一个汉字的斟酌取舍自然更为严格，臻于极致之时，便是如旧体诗词那样，很难容得下虚词的存在了，窃以为这对当下热热闹闹的诗歌写作，尤其是网络诗歌的写作中，注水现象的普遍性，有很大的引领与纠偏作用。
按常理说，文字的长短与携带的信息量是正相关关系，但是只要细读细品《汉土广深》，便会感受到它的丰富与驳杂，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，倘若铺展开来，是若干美学的、哲学的，甚至历史的高头讲章的内容。一般而言，这些内容入诗是颇有难度的，在日益世俗化的当下今天，更是为众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题材，内容的避大而趋小，甚而至于将汉语词汇划分为“大词”和“小词”，是今日诗坛的常态。《汉土广深》显然属于逆势而上者，它不能简单归入宏大叙事之列，尽管不乏“宏大”的架构；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“颂歌”，尽管也包含有“歌颂”的成分。之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诗人的哲思，是诗人的“诗思”，而非理论家概念的逻辑推演，具体而言，就是采取隐喻的方式来表情达意。所谓隐喻，本是传统修辞学中一个常用的修辞格，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，后续的研究者仍至今不衰。“替代理论（substitution Theory）”通常是它在诗歌中的一般性应用，即用一个异质而同构的词语，替代一个按照常理常规应该出现的词语，其效果在于因“替代”的反常性而生出的陌生感和新奇感，换言之，这一修辞格通常都是运用在“遣词造句”的局部层面上。但是《汉土广深》不同了，它的着眼点不在一枝一叶，它不是一词一句的新颖“替代”，而是建立在整首诗的精心营构上，当诗人野牛寻找到一个“好男儿”，作为“汉土（汉人）”的对应物时，具体便置换了抽象，空灵便承载起厚重，简约便托举起丰富，一句话，格式化的泛泛抒情消退了，独特的诗情画意显现了，人们在经验世界模式中无法充分还原的内容，因寻找到一种隐喻性手段而得以表达，而这，正是诗之为诗的奥妙。武汉市雄楚大道阳光在线小区31-3-201
